第二节 艺术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远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艺术活动，无论社会怎样发展，艺术从来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离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探讨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活动的外部与内部规律时，不能不首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艺术活动是如何发生的。
艺术起源即艺术的发生学，是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艺术的起源或者艺术发生学，有助于人们对艺术发展规律的考察。艺术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只有准确地、明晰地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适应它、驾驭它，不断推进艺术的发展，使之在人类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探讨艺术的起源及其发生规律，还可以深化对艺术本质和特性的研究。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们对艺术本质的问题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至今，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对艺术起源的研究愈是深入，就愈能够使艺术本质的研究趋于完善。
一、关于艺术活动发生的几种学说
艺术的起源理论对理解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因此，长期以来，许多文艺理论家对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概括起来有游戏说、表现说、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等，前两种属于艺术无功利说，后几种属于艺术有功利说。我们试对其中几种简单作一介绍。
(一)模仿说
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模仿，这是一种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老的理论，它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比较流行，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土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点。
与纯粹从主观出发探索艺术起源的理论不同，模仿发生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对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包括人生和人的灵魂的善恶)的模仿愿望与模仿行为。这就把主观原因和客观对象加以联系，由此也肯定了艺术的功利性，尽管对功利性的评价存在着基本否定的柏拉图和基本肯定的亚里士多德之别，但他们都认为艺术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一种模仿的本能和远远超过其他动物的模仿能力，而且在惟妙惟肖的模仿中又能给人们带来快感。模仿的结果有益于加深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人们的情操。模仿说的理论对欧洲艺术发展影响甚大，长期以来，西方对写实艺术的重视就与追求惟妙惟肖的逼真模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模仿带来的快感并不是惟一的创作动因，西方许多原始非写实性艺术的发现，也使模仿是艺术惟一起源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二)游戏说
这种说法认为，艺术活动或审美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一方面是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运用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的斯宾塞、德国的谷鲁斯均持这种观点。
这种说法主要是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和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来的，后来的艺术家曾把艺术起源的这种说法称之为“席勒——斯宾塞理论”。这种理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经被许多人所信奉。
席勒在他著名的《美育书简》中指出，人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受自然力量和物质需要的强迫，又要受理性法则的种种约束和强迫，是不自由的。人只有在“游戏”时，才能摆脱自然的强迫和理性的强迫，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戏”，人才能实现物质和精神、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因此，人总是想利用自己过剩的精力，来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席勒以动物为例来说明“游戏”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说：“当狮子不为饥饿所追，无须和其它野兽搏斗时，它的剩余精力就为本身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荒野，它的旺盛的精力就在这无目的使用中得到了享受。”席勒认为，人的这种“游戏”本能或冲动，就是艺术创作的动机。
斯宾塞进一步发挥了席勒的理论。他认为，游戏与审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两者都不能直接有助于维持生命，都与功利无关。对低等动物来说，全部力量消耗在执行保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机能上，只有功利活动，没有过剩精力。而高等动物，并不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满足直接的需要上，那些没有消耗掉的过剩精力，产生了游戏。游戏虽然没有实际的功利价值，但是，它并不是没有任何价值，游戏对个人和整个民族都具有生物学上的价值。
德国学者谷鲁斯在把游戏说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的同时，部分地接受了游戏说。他在1901年出版的《人类的游戏》中指出“精力过剩不是游戏的必要条件，而只是游戏的有利条件”。在他看来游戏更接近于艺术欣赏活动而不像艺术的创造活动。“当人们自然而然进入到游戏状态中去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为自己好像是生活在一种戏剧活动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经被游戏的魅力整个地带走了。”
游戏说具有合理因素，主要体现在它肯定了人们只有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才可能有过剩的精力来从事“游戏”，即艺术活动;这种观点将艺术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了艺术的部分特殊性，例如，艺术和“游戏”一样，主要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但是，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说法，仅仅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仍然未能揭示出艺术产生的最终原因。尤其是这种说法把“游戏”看作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更是错误的论断，因为艺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所专有的。事实上，动物的“游戏”可以归结为过剩精力的发泄，而人的“游戏”则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人的“游戏”是以使用工具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并且具有了超越动物性的情感和想象等社会内容，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性的文化活动。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说法脱离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所以仍然不能揭开艺术诞生的真正奥秘。
(三)表现说
这种观点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情感表现和交流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等。
事实上，这种观点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毛诗序》中就讲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9世纪后期以来，艺术起源于“表现”的说法，在西方文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最早系统地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直觉即表现”说。从这一美学思想出发，克罗齐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直觉，直觉的来源是情感，直觉即表现，因而，艺术归根结底是情感的表现，尤其是抒情的表现。克罗齐还认为，表现作为心灵过程是在心灵中完成的，真正的艺术活动只能在艺术家的心灵中完成，艺术家没有传达他心灵中作品的必要。他强调，艺术既不是功利的活动，也不是道德的活动，艺术甚至也不能分类。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艺术无非都是情感的表现而已。
在克罗齐之后，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的表现说作了进一步的详尽发挥。科林伍德认为，艺术不是模仿，更不是单纯的游戏，巫术与艺术关系密切，但巫术实质上是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巫术的目的总是而且仅仅是激发某种情感。他举例说：一个部落在将要和它的邻居打仗之前先跳战争舞，目的在于逐步激起好战的情感。部落的战士们跳着跳着这种舞蹈，就激发起战斗的情感来，并且坚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因此，科林伍德认为，只有表现情感的艺术才是所谓“真正的艺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主观想象和情感的表现。
美国学者苏姗•朗格是美国当代美学家，他认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没有被符号化了的概念更捉摸不定了，它就像一些模糊的星光那样在闪动和消失，它只是一种感悟而不是一种固定化了的表现。为了使那样的一种直觉能固定下来，艺术家往往会在某一具体对象上发现他们所想象的、并且希望去进行创造的可能的形式。而原始艺术的动力就是想去模仿一种自然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发现了某种具有表现力的东西，它是建立在表现的基础上，记录了他们发现的意义。”他认为“原始艺术虽然也具有某种自然形式的外观，但它的目的是为了表现。”
艺术确实需要表现情感，艺术家确实需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他人、向社会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但是，把艺术的起源归结为“表现”脱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脱离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况，仍然不能真正揭示艺术的起源。
(四)巫术说
这种学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这是在近代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占据优势。这一学说最早由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提出，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泽也持这种观点。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原始人思维的方式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对原始人来说，周围的世界异常陌生和神秘，令人敬畏。原始人思维的最主要特点是万物有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在原始人看来都是有灵的，并且都可以与人交感。人类学家们发现，从现代残存的原始部落中，确实可以找到大量人与动物交感的现象。在考古学中也发现，许多史前洞穴中的动物遗骨，都被堆放得整整齐齐、叠置有序，这样的精心堆放，意味着原始人对自己猎食的动物怀有敬畏之情，通过这样的礼仪，在食完兽肉后，对野兽之灵表示惋惜和敬意。
另一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他的名著《金枝》一书中，更是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都起源于巫术。弗雷泽认为，人类最早是想用巫术去控制神秘的自然，而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人类又创立了宗教来求得神的恩惠，当宗教在现实中也被证明是无效时，人类才逐渐创立了各门科学，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
考古发现，早期的造型艺术确实与巫术有关。我国现存最早的岩画，是江苏省连云港市郊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这处岩画属于新石器时期，距今已有三四千年历史，主要内容为人面、兽面、农作和当时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拿上述例子来讲，将军崖岩画反映出我国古代原始农业部落的生活，而欧洲史前洞穴壁画则体现出原始人的狩猎生活。毫无疑问，对于艺术的起源来讲，这种作为原始文化的图腾歌舞、巫术礼仪曾经延续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这些原始的艺术活动虽然具有明显的巫术动机或巫术目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和人类早期认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把握自身，更无法支配自然界，于是原始人便寄托于巫术，使得巫术与原始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无论是艺术的起源，还是巫术的起源，最终应当归结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劳动说
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是对艺术产生根本原因最具影响的揭示。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进行过阐释。
在艺术发生的诸多理论中，劳动说为研究艺术的发生做出了贡献，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实践劳动。只有从此人手，才能真正揭开艺术诞生的秘密。
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阐述了艺术产生于劳动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社会最初的艺术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因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艺术。
劳动创造了人，也为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尤其是劳动中工具的制造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人类制造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起源。制造工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工具造型的演变上可以充分看出人类自由创造的特性，也可以看出实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艺术产生于非艺术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国猿人居住的周口店山洞口，遗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十分粗糙的打制石器，在外形上和天然石块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无论这些石器多么粗糙，作为早期人类的工具，它毕竟体现出人类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
与此同时，人类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各种感觉器官与感觉能力也不断发达，人开始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完成了一个异常漫长的自然身心的“人化”过程，形成了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包括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例如，原始民族喜欢红色一类的强烈色调，山顶洞人在他们同伴的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山顶洞人装饰品的穿孔几乎也都是红色，因为他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虽然出于某种巫术礼仪的需要，但毕竟表明，红色的感性形式中积淀了社会内容，红色引起的感性愉快中积淀了人的想象和理解，或许原始人从红色想到了与他们生命攸关的火，或许想到了温暖的太阳，或许想到了生命之本的鲜血，反映出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所以说，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艺术的主体——人，为艺术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原始艺术与劳动生产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它所描写的内容上。原始氏族的洞穴壁画，无论是分布在欧洲的还是分布在非洲、澳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题材——动物：野牛、野猎、鹿、野马、狒狒、孔雀、河马、大象、雁等，这些都是原始人的主要狩猎对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澳洲土人虽然居住在花草繁茂的地方，却从来不用鲜花装扮自己。这是因为动物是他们的劳动对象，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因而自然地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而鲜花与他们的劳动和生存关系不那么密切，因而被置于审美视野之外。原始氏族用来装饰和美化自己的东西，也多是动物身上的羽毛、角或尾巴。我国古籍中的一些记述也反映出艺术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吕氏春秋•古乐》中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三个人手持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词有八段。这八段歌词失传，仅记下《礼记•郊特性》载有一首伊耆氏的《蜡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也表达了对风调雨顺的愿望。这也反映出在进入农业社会后，劳动生产也同样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
应当承认，虽然物质生产劳动是艺术起源的最根本原因，但是，艺术的产生却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劳动。从劳动到艺术的诞生，曾经经过了巫术礼仪、图腾歌舞等中介，并且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最后才诞生了纯粹审美意义上的艺术。
(六)多元说
关于艺术起源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模仿、游戏、表现，巫术尤其是劳动说等几种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外，还有其他许多说法。这些说法都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侧面探讨了艺术起源的奥秘。对这个距今年代久远的问题，需要从多元的途径和方法来进行探索。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可能就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的，各种原始艺术形式的出现，更是难以被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但是，从总体上讲，艺术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也渗透着人类模仿的本能、表现的欲望和游戏的冲动。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不是单因的，但艺术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可见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并非单因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原始艺术的出现更难以用单一的原因来囊括。但是，归根结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艺术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原始社会中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